莆田刑案致2死3伤：农村土地纠纷何以至此？

10月10日13时许，福建莆田秀屿区平海镇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被害人为一家祖孙四代，致2人死亡3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儿童。

10日晚，莆田公安局秀屿分局发布协查通报称，经侦查，上林村55岁的村民欧某中有重大作案嫌疑。其作案动机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据悉，欧某中此前在翻建房屋的过程中被邻居阻挠，遭到黑恶势力打砸，并控诉村干部不作为。

案发后，在逃嫌犯欧某中的作案动机迅速引发讨论。有消息称，嫌疑人欧某中曾就自家房屋建盖受阻问题，多次在社交平台发布求助信息未果。一位同村知情居民称，2017年，欧某中向当地政府申请了危房翻盖，房屋新建手续批出后，欧某中将原有400平米的房屋拆除，欲在原有土地上建盖新房。

“被害人是欧某中的邻居，双方有亲戚关系。被害人曾多次阻挠欧某中建盖新房，导致欧某中近年来一直居住在临时搭建的棚户房中。案发前，欧某中居住的户棚因台风倒塌，雨棚贴片刮落，掉入死者菜地中，双方又因此发生口角。”该知情村民说。随后，记者致电莆田公安局秀屿分局，该局表示案件正在侦破中，具体细节不便透露。

记者从一位欧某中近亲属处了解到，欧某中平日靠贩鱼维持生计，四个子女中，除一儿子在外地上学外，女儿们均已在其他城市安家，平日与欧某中的联系并不频繁。有其他当地村民表示，欧某中的妻子和89岁的母亲并未与欧某中同住在铁皮棚户房内。

欧某中的铁皮棚户房。 

对于欧某中行凶的原因和动机，该近亲属称：“只知道这些年一直因房屋、土地等问题与同村两户邻居存在长期矛盾，具体细节尚不知晓。”此外，该近亲属还表示，家中目前正在商讨是否应该发布声明对受害者表示歉意，并希望欧某中能够尽快自首归案，也期望法律能对此给予公平审判。

欧某中女儿也在采访中表示，欧某中的行为不可饶恕，希望父亲能够自首，让事情得以解决。

10月12日，秀屿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情况通报称，案件发生后，市、区领导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全力救治伤员，要求公安机关调集力量，尽快缉拿犯罪嫌疑人。针对网友反映的基层干部不作为问题，秀屿区纪委、监委已启动调查程序，将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10月13日，据微信公众号“平海之声”消息，福建莆田平海镇发布悬赏通告称，群众发现对破案有重大帮助线索的，将一次性予以奖励2万元；如发现有不明尸体，经查证是欧某中的尸体，将一次性予以奖励5万元。

平海之声发布的悬赏通告。

该悬赏通告发出后引起强烈争议。有部分网友评论称，“活的2万，死的5万，是在怂恿不好的行为嘛。”

据极目新闻报道，平海镇政府工作人员回应，网友切莫误解，通告绝不存在鼓励或者怂恿不好行为的含义。

目前，“平海之声”已将上述悬赏通告删除，只保留了10月10日发布的悬赏通告。这则通告称，请广大群众，注意发现该嫌疑人，如有线索请速与公安机关联系，对提供有价值线索、直接抓获嫌疑人的，将奖励人民币五万元。

据新京报报道，10月13日，福建莆田秀屿区政府表示，嫌疑人欧某中与被害邻居欧某发三人均因土地问题产生争议地块，随后发生纠纷至今。

秀屿区政府介绍，2017年9月，嫌疑人欧某中办理了危房新建手续后，建房过程中，欧某中与邻居欧某贵、欧某发、欧某勇发生纠纷。

新京报报道。

欧某中获批建盖新房的地块是早年间由欧某贵的哥哥所赠予，而欧某贵则认为其哥哥私自将公有土地无偿赠予欧某中，曾进行阻挠。早在1995年，欧某中盖房时，双方就曾发生肢体冲突致轻伤。

平海镇上林村村支书欧阳銮称：“2017年，欧某贵得知嫌疑人的新房建改申请获批后，再次提出其获批的100平米土地是他的，当年哥哥赠与欧某中土地时，未经其同意，要求欧某中归还土地权。”

报道中称，嫌疑人欧某中与另一邻居欧某勇也存在11-12平米的土地争议面积。村支书欧阳銮介绍，二人曾因欧某中开挖其旧宅另一侧山坡发生争执，经村干部再次调解后，双方达成协议并对土地界限作出记号。但欧某中未按协议执行，破坏界限，导致双方再起争执。

随后，欧某中重新开始建房，欧某勇的爷爷在阻止其建房途中意外身亡，欧某勇随即对欧某中提起民事诉讼，欧某中因此停止盖房。

欧某中与被害人欧某发的争议地块面积约为10平米。对此，欧阳銮称：“2016年，欧某中家的旧房还未拆除时，欧某中就用石头将旧房西南侧围拦，进行砌坡。欧某发则认为其行为占用了自己的土地，随即引发激烈争吵。”

欧阳銮表示，镇村曾为此提出协调方案：欧某中一次性补偿欧某发2000元或将道路南侧一块杂地归欧某发使用。但由于双方不认可该调解方案，建房一事再被搁置。

2017年，欧某中欲将批准的建房位置从东侧移到西侧，被镇工作队发现后叫停整改。直至2019年，欧某中准备翻盖新房时，三个争议地块的邻居再次出来阻挠施工，要求解决问题后再施工。上林村村主任欧金森证实称：“双方对盖房地块存在长期纠纷，嫌疑人一去建房子，其他几家就都跑出来阻挠。村委会出面调解多次均未成功。”

而对于欧某中一家居住在铁皮棚户房，该村村支书回应称，铁皮工棚系2019年搭建，欧某中独居在此。而欧某中的妻子则住在城中一哥哥家。10月14日，莆田警方回应称，该案件不存在涉黑涉恶情况。

一位在莆田工作多年的村干部透露：“在当地，因宅基地及自建房问题引发的矛盾并不鲜见，甚至有自家亲戚为此打架，而农村地区对于宅基地的出让和地块的管理不如大城市般透明清晰。最常见的就是邻里因为占地引起的相邻权纠纷，各有各的理，所起争执大多属于长期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

该村干部表示，基层干部在调解此类关于自建房的民事纠纷时，存在客观性困难。一般先由村委会主持协调至双方达成一致，若矛盾双方都不愿让步，则需要起诉至法院。村委会并无强制执行或强迫某一方的权力。

2021年10月12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强化农村建房安全管理的通知》。该通知称，应加快形成“全覆盖巡查、常态化监管”的农村建房（包含新改扩建村民住宅和非住宅）安全管理长效机制，进一步强化“两违”综合治理，保障农民合法建房需求，严防发生在农村建房群死群伤事故。

根据该文件披露，各级各部门应严格按要求强化责任落实，特别是要对照农村建房安全管理责任清单和监管要点，在2个月内逐项抓好落实；对建设单位（建房人）和其他参建主体违反农村建房安全管理责任清单和监管要点，引发群死群伤事故的，依法依规从严查处，严肃追究责任。

该起由土地纠纷引发的命案，更应引发各地对农村社会综合治理的思考——当基层干部调解无效时，有关部门究竟该采取怎样有效的措施平复纷争？又该如何推动基层群众通过法律途径理性维权？

延伸阅读

莆田惨案今天爆出复杂信息！矛盾是如何激化的？

福建莆田上林村重大刑案发生至今，各种消息不断释出。

受害者家属说，嫌犯不是“老实人”，曾因邻里冲突打人被判过刑；有村民说，两家矛盾由来已久，之前就曾发生过肢体冲突。

事情原委还需等待警方的进一步调查。

与此同时，互联网上出现不少同情犯罪嫌疑人的声音，“维权难”“村霸”“基层干部不作为”等刺激性字眼频繁出现。

莆田事件是孤例吗？它是基层干部不作为导致的吗？这类恶性事件以后能不能避免再次发生？

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桂华。

桂华：首先，对于这样一个恶性事件，法律上的定性应该是明确的，而行凶者会受到法律制裁，这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其次，我们评论莆田事件之前，不妨对事情做一个简单的“还原”，看到它的复杂性。

事件涉及的是宅基地和建房方面的纠纷，与两方面因素有关：

一是经济因素。

莆田属于东部地区，民营经济比较发达，宅基地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相对较高。我不太了解上林村的具体情况，但一般来讲，东部地区的宅基地受管控严格，新批宅基地的可能性不大，因而宅基地的价值高，可能引发的相关利益冲突是不小的。

二是社会文化因素。

莆田属于南方地区，宗族传统比较浓厚。莆田事件中的受害人和施害人，还有接受采访的同村村民都姓欧，他们很可能属于同一个大家族。在这种地方，农民的祖业观念非常强，宅基地不再是一块抽象的土地，而是一份祖业。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两家在宅基地问题上存在历史矛盾。比如彼此祖辈当年分家的时候有没有过分家矛盾等，这些细节说不准，很多农村冲突与生活细节有关，需要进一步核实的。

如果这类情况真的存在，就带来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家务事看起来不大，实际上解决起来却十分困难。我们在基层调查看到，很多民间冲突涉及上代、上上代的纠纷、矛盾和隔阂，再加上经济因素，建房纠纷很容易成为死结。

厘清这两个因素后，大体可以还原相关场景：一是宅基地的经济价值比较高，二是村庄比较拥挤，拥挤就产生高度的相邻问题。风水、采光、道路，历史、社会、家庭、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全部交织在一起，在具体的宅基地问题上就会产生极其复杂的矛盾。

桂华：在演变成为恶性事件之前，日常矛盾在生活中很常见。纵然是在家庭生活中，也多多少少都有矛盾。村庄生活更是如此。重要的是，透过莆田事件看到乡村社会秩序的变化。

过去几十年，也许乡村邻里之间吵过嘴、打过架，但已形成一个相对平衡的局面。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

但到了今天这个社会转型期，农村经济日渐发展，相当一部分农民有钱了。还有国家实行的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农村基础建设得到很大改善，再加上农民对宅基地的天然期待，返乡建房潮流开始出现。

这就激活了本来处于沉寂状态的旧有矛盾，它们被翻烧饼式地翻炒出来。

建房与宅基地矛盾过去就存在，今天更加突出。有些乡村对于建房的相关规定是拆旧建新，原拆原建，并要求自建房必须获得四邻签字，以此表明四邻对该自建房不持异议，没有纠纷。有了这份四邻签字，村委会才会通过审查，政府才会批准。

四邻意见书不是简单的签个名字表示同意就好。如果四邻对该自建房有任何具体要求，经过协商后，四邻意见书会记录协商结果，比如房子多高，间距多少等等。

一种情况是，邻里之间原本就存在纠纷，四邻就是不给签字。

还有一种情况是，就算签了字，到了建房的时候，还有邻居可能以影响风水、有碍采光、不利出行等理由反悔。

桂华：这就涉及另一个时代背景，那就是村庄在解体。

村庄内部过去存在一种由村里的老人、家族长辈主导的调解机制。对于很多问题，老百姓心里是有一杆秤的。而且，在熟人社会中，大多数人注重面子，注重人情，也重视亲属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村庄内部的调解机制通常能够解决大部分问题。

然而，今天的村庄已经走向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会了。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很多农民都外出打工、做生意，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在解体，内部的调解力量也就瓦解了。

利益密集、空间拥挤，再加上人与人的关系疏远和社会调节机制失效，宅基地因此就演变成为矛盾的焦点。

桂华：这个问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来看，其实，对于这类问题，乡村干部试图强力解决，是很难的。

在广大农村，尤其是宗族文化传统较浓地区的宅基地，都有比较长的历史。上世纪五十年代经历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变为集体所有，但是相对于其他土地，由于宅基地上建有房屋私产，所以大部分农民的宅基地没有经过再分配，还是依循继承制，由此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比较多，一些边界上存在模糊，到现在就更说不清楚了。

宅基地没有像城市商品房一样经过彻底的权利确认。

政府推行农村宅基地确权，但是很多模糊地带依然存在。退一万步说，就算宅基地的边界可以通过花费大量精力予以确定，但那之后呢？

村庄中每个农户都有四邻，每个四邻都可能会有不同要求：你不能建三层，不能建这个尖顶，不能刷这个颜色……法律无法把社会生活的所有细节都加以规定。这时候，村干部可以调解，但恐怕也难以解决所有“意想不到”的问题。

城市也有类似情况，建地铁的时候就涉及相邻权的问题，一般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也是城市治理的大矛盾。而农村呢，很多纠纷因历史遗留问题而起，在法律和事实上都存在“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处理起来也非常麻烦。

桂华：举个例子，城市小区的楼房中，楼上有个小孩整天蹦蹦跳跳，严重到影响楼下的生活质量，怎么办？

找物业？物业只能调解，却没有执法权。找警察很多时候也没法强制处理。而且，这个小孩蹦5厘米算噪音，还是蹦10厘米算噪音，没有标准。如果有了标准，又如何取证……

这和乡村的宅基地纠纷是差不多的道理，都是转型期，因为居住紧密，人们在一些日常生活领域产生摩擦。这类问题，想要解决，却不容易。

莆田事件，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还是社会秩序问题。

有网友情绪激昂地指责基层干部不作为。这需要辩证地看。设想一下，居民因为邻里噪音侵扰，找到居委会干部甚至警察，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解决的，因为没有很好的办法可以一下子解决问题。

跳出莆田事件本身，就我们在基层调查到的情况来看，很多邻里纠纷解决不了，不一定就是基层干部不作为，他们很多时候是没办法解决这类问题的。与其将这些事情视为干群矛盾，不如将其理解为基层治理体系无法应对转型期的复杂矛盾。

也就是说，这不是干群冲突，而是转型期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秩序供给之间的矛盾。

这与城市小区中空调滴水、楼上噪音等事件类似。和邻居发生摩擦，或者碰到一个不讲理的邻居，就是很闹心，生活很痛苦，甚至像网上说的“犹如生活在地狱里”。

桂华：城市本就是陌生人社会，没有日常矛盾的调解机制。而传统条件下，乡村是熟人社会，熟人社会就是友好型的。一个人做事太极端了，村里的其他人都会唾弃他。但如今，乡村的熟人社会日渐解体，社会的紧密性却依然存在，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相互的利益交织地带仍然非常多。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互帮互助的友善一面，乡村就会变成丛林社会，生活在其中的人就会痛苦。

当乡村的传统调解力量不再，法律和国家的力量直接介入的成本很高，这就需要社会治理共同体。

通过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来解决特殊环境中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秩序供给的矛盾。这种社会秩序供给指的不是大的硬件设施，而是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小纠纷小矛盾，有人调解、有人过问。

有人可能会问，村干部为什么调解不了？

2018年，福建省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实施意见》，鼓励干部在大事要事难事中有所作为。

民间纠纷调解需要高超的技巧和群众工作能力，如果变成行政任务下达，反而效果不好。

就拿建房子一事来说，建房的有他的道理，不让建房的也会有他的理由。建房的说，你不让建，我就闹事；不让建房的人也说，你要建房，我也闹事。村干部只能做工作，可以调解，但是不是能调解得了，就不一定了。

莆田事件不是一句怎么办就能解决的。

日常生活中各种纠结，不可能找到一把钥匙全部解开。紧密生活的人们之间一定会产生各种纠纷，它们都是转型期人民内部社会秩序中难以避免的。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莆田事件不具有高度政治性，不是一个政治矛盾、社会阶级矛盾，而是一个日常纠纷在某种特殊情况下爆炸了，变成了一个舆情事件。

它提示我们，要站在回应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的角度，提升社会秩序的供给能力。（咸运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