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良好家风 防范“新型腐败”

毛昭晖，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2020年查办了18名中管干部，其中有10个人的亲属参与了腐败，18人中实施“新型腐败”的有8人，家人实施新型腐败的有5人。这是我简单做的一个统计。“家风败坏”占比超过一半，充分说明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必要性；“新型腐败”占比接近一半，腐败者逐步从传统腐败向新型腐败嬗变；家属亲友实施新型腐败将近三分之一，这是腐败者实施腐败方式的转型。

官员一旦贪腐以后，他就像一趟行驶的列车，要想戛然而止很难，而败坏的家风相当于是这趟走向深渊的列车的动力。

理论分析家风建设必要性

为什么恶劣的家风成为现在贪官的标配呢？从理论视角来谈，一个叫结构洞理论，一个叫差序格局。

结构洞理论是从行贿人的行贿策略角度来看。著名学者罗纳德·伯特1992年在《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提出两个重要概念：第一是结构洞。“网络结构中两者之间缺少直接的联系，而必须通过第三者才能形成联系，那么行动的第三者就在关系网络中占据了一个结构洞。”为什么说行贿人要俘获亲属，因为亲属占据天然的结构洞，并有三大弱点：多主体、高粘性、弱能力。行贿者要“拿下”某一名领导干部，会选择从他的配偶、子女，甚至是情人下手，这就是多主体。

高粘性则是家人和领导干部具有了很强的粘性，亲情作用很强。我们大多数领导干部，受过多方面的教育，有抵御腐败的能力，但爱人和孩子防御腐败诱惑的能力相对较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无疑家人、亲属成为行贿人行贿策略中的重点攻击对象。

第二个要明晰的概念是竞争。行贿人之间展开以官员家人为对象的行贿竞争，扩大了家人被俘获的概率。也就是几个行贿人要拿下某一个官员的家人，他们互相之间就产生了一种竞争，这种竞争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有三个，第一个我们称之为通路，行贿人获得了跟领导干部交好的通路；第二个叫先机；第三个叫控制力。

从最终结果来看，我得出了三个结论：“竞争”增强了行贿的动机；“竞争”抬高了行贿的成本；“竞争”导致了腐败方式的转型。

不久前，中央明确提出行贿、受贿一起查，实际上要解决的就是行贿动机问题。我们过去基本上都只控制受贿人，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腐败的增量就是压制，受贿人被控制，但行贿人依然放任自流，在当前的反腐败新形势下，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受贿人意识到传统腐败已经不安全了，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各种新的腐败方式。近年来，新型腐败呈现出腐败主体从线性关系向非线性关系转型、腐败行为从违法收受向合法获利转型、腐败收益从显性因果到隐性因果转型的现象。

从差序格局的视角来看，亲疏是以社会成员间的情感、血缘或者地缘等“情感取向”为标准构筑起来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力度加大，我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其中有一个东西没变，就是情感在一个家庭里的需求。在官本位价值观的影响下，处在群体中心的权力者以情感、血缘或地缘设置边界并确定亲疏远近关系。而一个家庭的中心往往就是那名权力最大的官员，所以我认为在家风建设中，最核心的还是处于某一个差序中的官员。

所以如今在家风建设过程中，并不是把家人管住了就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要分清，还是得着重提高官员自身的思想境界。

“新型腐败”怎么从家人下手？

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当前腐败问题时指出，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贪腐行为更加隐蔽复杂。其中总结了两个特点：隐蔽和复杂。

从这个视角来说，腐败主体之间的交易正从线性关系向非线性关系方面发展。过去行贿人直接给钱，这叫线性关系。从现在反腐败的情况来看，线性关系很容易被查出来。于是这些人改成了多线关系，他们设立了很多的“防火墙”。

我们在纪检监察一线工作的干部很清楚，现在有一些腐败案件，行贿人和受贿人是不见面的，他们通过中间某个所谓的投资咨询公司来进行运作，最后和领导干部及他的家属之间，以投资的方式来进行利益输送。

在当前特定历史环境下，加强家风建设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三不”一体推进中的“不想腐”问题，在贪腐行为更加隐蔽复杂的现状中，从源头上清除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