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接连被网暴，自媒体谣言为何屡禁不止？

不久前，网上一则“细数清华大学五宗罪”的视频被广泛传播。因视频里提到“80%的学生毕业后选择出国”，清华大学也被一些人冠上了“留美预备学校”“带头讨好西方”的罪名疯狂攻击。

这并非孤例。就在上周，一份“泳装照求职简历”登上微博热搜高位，简历中提及求职者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尽管事后证实该简历系拼凑编造，但辟谣信息并未引起关注，复旦大学及应届毕业生的社会形象都受到了严重损伤。

这些被自媒体账号病毒式传播的荒谬言论，网民只要稍微核实一下，便能发现其中的纰漏。但每一次无良自媒体用同样的方式卷土重来，谣言总能达成目标、收割满满的流量全身而退，在舆论场中留下一地鸡毛。

谣言，通常指的是利用各种渠道传播的关于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是讨论社会治理时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移动互联网普及以后，谣言又因为传播渠道多元、传播方式便捷、传播速度极快、传播管控较难等方面的原因而更易滋生，并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风险和危机。

为什么今天的谣言看上去生命力格外强韧？社交媒体是重要的推手，但不是唯一的原因。

 01 

社交媒体：社会“不确定性”的放大器

社交媒体繁盛背后必然是专业媒体的话语式微，就像一架天平的两端。

尽管今天的专业媒体和媒体人为强化自身业务能力做出了大量努力，但他们的职业能力仍然在相对萎缩。在数字时代，技术以集群的方式高频、快速地更迭，新闻业来不及做出响应，这也给谣言在社交媒体的迅速滋长提供了温床。

其一，在社交媒体的影响下，单一新闻的价值不再能被媒体预设，而有赖于生成其意义的传播网络，基于用户需求和机器分发的新闻筛选和解读更加普及。

其二，掌握丰富权力、处于上层的信息源也会绕开媒体与其他生产者合作，确立一种独立但有效的价值标准，譬如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的热搜榜。

其三，这种有效性也会反作用于专业媒体，使其向用户价值判断与数据评价体系倾斜，以放弃对社会的控制力（公共性）作为追求效率（商业性、个体性）的代价。

社交媒体带来生产、编辑权的全面开放，解放了时空层面的束缚，也让真相具有了多维、液态的特征。此外，被实时传播的信息其属性也在发生变化，它们被社交媒体赋予了客观事实之外的各种增量，如经验、知识、价值、情绪等。这也让社交媒体上的谣言更加生动、更有感染力。

 02 

公众媒介素养已成为治理谣言的短板

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认为，谣言的产生与谣言涉及事件的重要性和模糊程度有关，即事件越重要、越不确定，就越能够形成强烈的谣言。他们曾提出一个谣言公式清晰地描述了上述观点，即R=I×a，其中，R=谣言（Rumor），I=重要性（Importance），a=模糊性（ambiguity）。

后来，克罗斯对该公式做出了修订，在此公式的基础之上加入了一个c（批判能力critical ability），即R=I×a／c。这次修订加入了公众的因素——如果公众有很强的批判能力，能够识别出谣言的假象，那么谣言也不会传播开来。

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公民表达理性和逻辑的训练是欠缺的，在普遍表达实现的背景下，提供专业判断和真相辨识的能力尤其匮乏。一部分的网民习惯于情绪和观点先行，忽视了事实和论证的重要性，以至于出现去中心化、从众、群体极化等现象，又进一步增加了谣言净化的难度。

利用公众的这一弱点，通常，社交媒体会对谣言做如下三步包装：

1.锐化：大量的细节被省略，谣言会变得更短、更简洁、更容易被理解和叙述；

2.削平：谣言中的细节部分被突出甚至夸大，更易令人印象深刻；

3.添加：经过添油加醋，谣言中增加了新的细节，参与者不断创造或描摹，使谣言变得更加丰满。

在实际操作中，包装又表现为“断章取义”“偷换概念”“无中生有”“夸大其词”等具体话语策略。这些包装都只有一个目的——让谣言更符合公众过去的经验、语言习惯、思维的文化模式和个人的动机情感。

 03 

网络民粹主义，一种新的谣言催化剂

民粹主义的特点在于排他性与斗争性，在网络上表现为观念的冲突与不可调和。

民粹来源于挫折感，又或者相对剥夺感。人的挫折感产生于相互比较之中，当人们在某一参照系下经过比较感到利益受损了，就会萌生挫折感，从而产生危害社会的行为，这也是民粹主义今天如此普及的原因。

民粹主义是“反建制”的同义词，与任何特定的政治观念无关。这意味着，相对于表达态度，民粹主义言论的内容其实不重要。因此，除了反对精英，民粹主义者还反对网络意见的多元化——他们通过网络控评等手段，寄望通过网络声量的碾压来达成一致性，人为制造一种信息茧房。茧房的回声室效应又进一步放大了谣言的破坏力，激化了舆论场的割裂和对立。

麦克盖根在《文化民粹主义》指出：“文化民粹主义是由一些通俗文化专业学人所作的知识分子式的界定，认为普通百姓的符号式经验与活动比大写的‘文化’更富有政治内涵，更费思量。”

简而言之，因为碎片化，所以种种断章取义、掐头去尾的言论都可以拿来大肆挞伐，输出观点。因为“泛娱乐化”，所以意识不到在公共舆论场之中，“言论”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反正大家都是刷着玩”。

结果就表现为虚假的信息比真实的信息更有市场。

 04 

未来谣言形势或将更加严峻

当然，这还不是网络谣言最危险的时刻。随着算法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更多地介入舆论场，谣言的生成和传播又多了更难掌控的变量。

真相是知识的生产和筛选的结果，因而是相对的，它取决于对碎片信息的组合方式、观看视角，以及获取真相的时空坐标。以ChatGPT代表的AIGC为例，AIGC引入了一种人类从未涉足的组合方式，无形中消解了传统媒介真相的权威性和不可替代性。

单纯的信息数量增长并不能带来人类生存质量的对应提升，在AIGC生成的海量信息面前，感官层面的“被看见”变得无足轻重，相反，纯粹的事实生产只会加剧社会的断裂和认知的不确定性，大大拓展各类谣言生成和传播的空间，各类算法平台的“无底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用户反连接的意愿已然证实了这一点。此外，人工智能带来的深度伪造（deepfakes）也在创造一类更难察觉的谣言。

而算法能够精准描绘互联网平台的用户画像，通过把握用户的信息需求和偏好进行个性化推送，也更容易将极端意见稳固在特定的用户群体中，从这一点说，算法技术很好地满足了民粹主义的传播需要。由于“商业性”与“公共性”目的在根源上是有所冲突的，技术提供方、互联网资本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很难承担起传统媒体所担负的社会角色责任，甚至在看到算法背后的流量商机后倒向算法逻辑。

所以，社会与自媒体谣言的对抗之路，只会越走越长、越走越险。

文 | 公羽（新闻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