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活为羞 避事为耻

金末至元朝时期著名文学家元好问诗曰：“为官避事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可以说，不愿担当，不敢担当，“怕事”而不直面理事，“避事”而不认真处事，“躲事”而不积极干事，在人格上就是懦夫，在战场上就是逃兵，毫无疑问，此当是从政为官之最大耻辱。

  一个人若是怕事、避事、躲事、不干事，就必然遮遮掩掩、玲珑八面，甚至生怕树叶掉下来砸破了头，那么就会连说真话的勇气都没有。冯梦龙《古今谭概》中记载，汉末有个叫司马徽的官员，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好好先生”。别人有事相问，他从不论其高下，只是说好。妻子批评他，别人请你解答疑难问题，你岂能一味说好？司马徽回答妻子也是那句话： “卿言大好。”在司马徽这样的人看来， 臧否人物也罢，评优论劣也罢，都可能在不知什么时候得罪不该得罪的人，还是明哲保身，少说为佳，“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保官位子”。这类人在今天也不少。他们不敢坚持原则，“批评上级怕穿小鞋，批评同级怕伤和气，批评下级怕丢选票，批评自己怕没面子”，哼哼哈哈， 吱吱唔唔。譬如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对领导放“礼炮”，对同级放“哑炮”，对自己放“空炮”，“空对空、虚对虚”， 无病呻吟，不痛不痒，无批评之刺耳，唯颂扬之谐音，缺乏严肃的思想交锋，更谈不上“红脸出汗”，在一片“表扬与自我表扬”声中，把民主生活会开成了评功摆好的“集体按摩会”。担当，就要直面问题，敢于直言，唱“黑脸”不装“笑 脸”，当“战士”不当“绅士”。没有战斗的锋芒、锐气和勇气，遇事和稀泥、谁也不得罪，其结果只能是害人害己，贻误事业。

    在有的人看来，官场不仅要“慎言”，还得“慎行”。有些话不能说， 有些事更不能做。这种人，精于耍奸溜滑、投机取巧，惯于瞒天过海、应付了事，常常该干的事不干，虚与委蛇；该负的责不负，推诿扯皮。唐代有个人叫王及善，“才行庸猥，风神钝浊”，当内吏不称职，人称“鸠集凤池”；当了右相，提不出什么高明的举措，唯独不许下属官吏所骑的毛驴进入衙门，终日 忙于驱赶，人称“驱驴宰相”。时下有的官员，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遇事躲躲闪闪，拖拖拉拉，整天看似忙忙碌碌， 实则净干些空洞的、无关紧要的、没有 实际效用的鸡毛蒜皮之事。这种人缺乏事业心和责任感，对工作敷衍应付、得 过且过，遇到问题皱眉头，见到矛盾绕外头，碰到困难躲后头，该抓的不抓、该管的不管，“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干 事”，“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 满足于四平八稳，当“太平官”“逍遥官”，浑浑噩噩混日子，庸政懒政，尸位素餐，其害莫大焉。因为，官场上怕事、避事、躲事、不干事的人多了，就必然会误事、坏事，甚至出事。居其位当谋其政、任其职须尽其责。不尽责，就要追责。只有让怕事、避事、躲事、不干事的人“摊上事”，才能倒逼党员干部履职尽责、自觉担当。

  因为，这种人之所以怕事、避事、 躲事、不干事，最根本的原因正是缺乏担当精神。有的怕得罪人，不愿担当；有的缩手缩脚，不敢担当；有的安于现状，不肯担当；有的推卸责任，不去担当，以致在工作中瞻前顾后，顾虑重重。他们“瞻”的不是宏图大业，而是 个人私利；“顾”的不是肩上重任，而是个人名利；“虑”的不是事业发展， 而是个人升迁，以致“小算盘”误了 “大事业”，“小心眼”害了“大发 展”。“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 趋之。”当年左宗棠请缨西征，白发临边，他在给家人的信中抒发了这样的抱负：“天下事总要有人干，国家不可无陕甘、陕甘不可无总督，一介书生，数年任兼折，岂可避难就易哉！”他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宁愿马革裹尸， 纵然是万丈深渊，也百折不回。一个党员干部如果有这种胸怀天下的境界、舍我其谁的担当和奋楫争先的精神，怎能不克难攻坚、无往不胜！古人讲：“尽公者，政之本也；树私者，乱之源也。”只有丢私心才能成大事，敢担当方可有作为。所以，成就事业、成就大我，都有一项最基本的内在修炼，这就是必须放下个人私心杂念、心系百姓福祉担当奉献。这种担当精神，是医治怕事、避事、躲事、不干事等等顽疾的最佳良药。

  晚清名臣曾国藩有言：“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为官干事当尽责， 重任千钧唯担当。担当大小，体现着干部的胸怀、勇气、格调、境界。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树立这样的观念：“不愿担责任就不该当干部，不敢担责任就不配当干部，不会担责任就不能当干部。”要有“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精神，对分内之事，尽职尽责；对困难之事，攻坚克难；对棘手之事，善于解决；对突发之事，挺身而出；对失误之事，勇于面对，真正做到不避事、不怕事，敢管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一句话，应切记：为官避事平生耻，从政必须有作为！（特约撰稿：寒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