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要“慎独”

2016年陕西省廉政文化主题调研理论研讨会获奖论文

领导干部要“慎独”

——从杨震暮夜却金清白传家说开去

张锐

     杨震是东汉时期的名臣，是我们陕西乡党，其幼通经史，博览群书，中年从教，有弟子三千，多成栋梁之材，有“关西孔子杨伯起”之称。按其发展轨迹，本可能成大教育家，但到五十岁时终还是出仕，步步升迁做到了三公的高位。可惜生不逢时，东汉外戚、宦官专权，斗争激烈，再碰上个昏庸无能的汉安帝，最后落得个饮鸩而卒的下场。

按理以震之才，避世已久，应已看通世事，明哲保身才是，但其天命之年出山，大体还是受了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还是想为国家、人民做点事，最后竟不惜以死明志，留得清白，虽死后“露棺道旁”，但后来的汉顺帝给他平了反，算是冤屈昭雪。杨震虽死，但是其留下很多典故，最被人津津乐道的，一是“暮夜却金”，二是“清白传家”。

暮夜却金，讲的是他调任东莱太守路经昌邑时，昌邑令王密为答谢杨震知遇推荐之恩，深夜以10斤黄金相送。杨震不接受，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1〕王密羞愧的离开了。从此这“四知拒金”的故事就流传开来，因此后人也称杨震为“杨四知”、“四知太守”、“四知先生”。而这“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家喻户晓，有时被人用作形容做事保密，而这最后一句“何谓无知”，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

清白传家，讲的是他公正廉洁，从不接受私事请托，其子孙与平民百姓一样，素食徒步，生活简朴。亲朋好友劝他为子孙后代置办些产业，杨震坚决不肯，他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2〕就是说要要把清白当作遗产留给后人。结果这个遗产，果真成就了杨震后世子孙，其清白家风代代相传，后世出了很多优秀人才。这两个故事对今天我们共产党员来讲，仍然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

一、领导干部慎独的必要性

“四知”，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讲，就是要讲慎独。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里面写到：《礼记》有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党员干部要“慎独”。……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就将“慎独”作为党性修养的有效形式和最高境界加以提倡，他说：“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党员干部都要努力做到“慎独”。在《摆脱贫困》之从政杂谈中，习总书记又写到：为官之德在于清廉。为官一场最起码应留个清名。持身必须以清廉为准则，凡利禄名誉“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当官做领导，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因此在钱财、名利问题上犯错误的可能性总会比一般人大。如果平时不刻意“慎独”，不注意防范“找上门来”的错误，老是怀着侥幸心理去为不可为之事，非栽跟斗不可。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我们都得讲“慎独”，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从中央一系列的“打虎拍蝇”案例中，我们可以看见，腐败分子不是天生的，都是从小节失守，一步步沦为蛀虫的。而这里面，很多人都是抱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心态想着瞒天过海，殊不知这句后面重点的结语：“何谓无知！”，最后事情败露，方才悟得“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真理。我校纪委书记李建竹同志经常告诫我们：“当我们将做的事觉得可能不保险、心里不踏实的时候，就正是我们需要警醒的时候，要和自己的心魔作斗争。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暗室亏心的事情，不敢做，也不能做。”

这“清白传家”，更是教我们应该留些什么给后人。当然，我们通过诚实劳动得来的物质产品，房子、车子、票子等等，留给后代无可厚非，也合理合法。遗产留下来，让后代少受点苦，多享受些，并无不妥，但杨震给我们提出了个问题：留什么给儿孙最好？

古人讲“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就是这样来的。《孟子·离娄章句下》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说的是一个品行高尚，能力出众的君子，辛辛苦苦成就了事业，留给后代的恩惠福禄，经过几代人就消耗殆尽了。历史上如杨震者多矣，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在家书中主张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他对子女说，只要有学问，就不怕没饭吃。林则徐一生清廉，不置恒产，曾写下一副对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表示不愿让后代坐享其成。

前几年，比尔盖茨把自己58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名下慈善基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分一毫也不留给自己的子女。去年，扎克伯格夫妇女儿刚出生，就承诺将他们持有的“脸谱”99%股份（约450亿美元）捐出，用于慈善。在我国，去年5月，中国“裸捐”第一人余彭年去世，其豪捐93亿（港币）的善行被传为一时佳话，而中国首富王健林也曾承诺万达上市后捐出90%的资产，马云则称到了80岁将“一分不剩”的把资产捐赠出去。“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给孩子一笔宝贵的财富，不如给他们谋生的技能。而把通过不法手段得来的不义之财留给后人，怎能心里踏实，万一事情败露，财产罚没，孩子从天上掉下来，怎么能受得起，即便财产仍在，但子孙清白被毁，钱留的再多，孩子怎么能抬头做人？所以说，杨震这“清白传家”，确实给我们树了榜样。

二、慎独对领导干部的要求

古代有很多杨震一样的廉吏、能吏，但是大多数都没能逃脱厄运，这是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唐太宗李世民、宋真宗赵恒、明太祖朱元璋、清世宗雍正都是大力反腐的封建君主，也是廉政教育常抓、反腐利剑高悬，动不动罢官抄家甚至杀头凌迟，但历朝历代仍然是贪官如蚁，清官廉吏寥若晨星，王亚南老先生就说：“一部二十四史，实为一部贪污史。”〔3〕杨震在古代可以说是清官的代表，其五十岁出仕后，很短时间升迁很快，这说明封建王朝还是需要能臣治国的，是有公平的，但是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权力始终得不到有效约束，能臣廉吏能否善终，很多时候在于是否遇上一个贤明自律的君主，君明则臣直，君昏则臣奸。因此，各家学派都早早总结出了应对之法。《菜根谭》里讲：“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当圆，处叔季之世当方圆并用；待善人宜宽，待恶人宜严，待庸众之人宜宽严互存。”《论语》中讲：“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还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大体都是一个意思，环境好了就出来好好干，环境不好，圆通机变，明哲保身，或干脆做个隐士。连主张积极“入世”，倡导“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儒家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恰恰说明了封建君主专制环境下儒生们的无奈。在这种环境下，君权至上，权力没有监督和约束，这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的制约全靠君主的自律，上行下效，都靠道德约束，缺乏人民和社会的监督，没有法律和制度的刚性，腐败可以说是必然的。能从科举制脱颖而出的官吏，大部分饱读诗书，是朝廷眼中的“圣贤之士”，比如巨贪和珅，就是很有学问的人，而很多贪腐之徒恰恰也就是这些满腹经纶的儒生，知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我们现在也有很多这样的人，落马的贪官污吏，哪个不是在台上大谈党风廉政建设，背后却做些鸡鸣狗盗之事，严重的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里面写到：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手中往往掌握一定的权力，不仅要主动接受组织、制度的监督，而且还要不断加强自律，做到台上台下一个样，人前人后一个样，尤其是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更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就是对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基本要求。

十八大以来中央“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的深入开展和“永远在路上”的“打虎拍蝇”行动，严肃了党纪，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干事创业环境。从政环境好了，官员就能放心大胆的去干事创业，但是胆子大了，有时也容易犯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哪？要靠法治。2010年，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可以说基本实现了“法制”，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我们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重大任务，法律制度层面的问题，应该说解决起来相对简单，但是法治思维方面的问题，短时期内解决起来很困难。我国封建社会时间较长，自古搞的是官僚政治，法治传统缺乏，特别是对“私权”缺乏敬畏，所以我们见面打招呼会问：你吃了吗，你多大了，结婚了没？从过年回家青年们被问婚，孩子们被问成绩，就能看出这种传统的力量。在法治思维还没有深入人心的时候，我们反腐倡廉靠什么，靠的是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面，立起来、严起来、执行到位，靠的是制度的科学、执行的刚性和党员的党性、干部的官德，也要靠廉政教育。

说起廉政教育，又想起近期参加的一个活动——大学生“守规矩、倡廉洁、扬风气”廉政故事演讲比赛。比赛中九组选手参加比赛，形式很丰富，相声、小品、朗诵、演讲、视频，能用上的都用上了。后来评出的一等奖，形式很简单，一个人，一张嘴，硬是战胜了多个人数众多、形式多样的演讲团队，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贴近生活，她讲的是自己的爷爷，一位普通民警廉洁奉公的故事。还有一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比如一个同学讲村里的老村长贪污腐败，导致村民利益受损的故事，比如我校水利水电学院魏炳乾、理学院杜宝中为代表的优秀人民教师的故事。这些鲜活的人物、典型的事例、声情并茂的演讲感染和激励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让大家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廉政故事怎么讲才能有效？可能，讲故事要还沾点泥土，带点露珠，冒点热气，有点辣味。要多一些生动案例，少一些艰涩道理；多一些“地方话”，少一些“普通话”；多一些“身边典型”，少一些“远方英雄”。〔4〕只有实事求是，源于生活，贴近实际，廉政教育才有生命力，才能真正起作用。

【作者简介】

张锐（1980-），男，西安理工大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讲师.